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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8]因为法律的善恶是决定人们对其是否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良之法，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遵守，才能使法律信仰得以形成。
在任何社会里，影响法律权威的主要障碍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往往不愿意和不习惯按法律办事，他们总是不喜欢用法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有人性与权力具有脆弱性和容易异化的深刻根源。否认人在社会中应当享有本属于他自己的权利，就是否认他的做人的资格，使人不成其为人。
法律至上不是说法律不能修改。管仲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如果能够依照这些原则与方针，制定与落实改革执政方式的各种具体措施，真正做到党要守法是完全可能的。在我国，大约有80％左右的法律法规，需要通过行政机关去具体贯彻实施。党的十七大报告就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国家权力正确行使，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如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必须认真研究落实。
行政机关不能干涉，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各级人大也不能干涉。必须认真落实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和要求：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但是，在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不仅是原则抽象的，更是具体操作的。
实施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如果有人提出，党的领导地位不合宪，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监督机关回答说：合宪。可以说，中央全会对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问题所持的态度，是理性、稳健、持重和务实的。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在我们国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这一切，都涉及政治体制设计的重大理念，涉及政治体制的具体改革步骤，而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迄今为止，各方面显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和改革路径。
宪法监督的每一步，都与政治体制的设计与改革休戚相关。今天，我们实施宪法监督，面临的仍然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从宪法的规定看，我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面对各方面持续的呼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曾意味深长地说，在党的领导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要全面讨论人大工作的问题（当然首先是监督问题），条件还不具备。用这一方法解决违宪审查诉求，不管背后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政治伦理上说，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国务院一方，都不愿意在全社会面前公开进行这种正面冲突的宪法监督。长期以来，学术讨论和舆论报道中加强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的呼声很强烈，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决策形成影响和压力。
但是，如果党自身还存在不少违宪违法甚至严重违宪的情况，一旦实施宪法监督，可能会使党陷于被动，甚至不能排除出现政治上不稳定的情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党的地位是最高的。而对于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所谓敏感问题，应当不回避，不躲闪，也没有必要回避躲闪，因为既然实行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问题就必然要全部公开，并由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机关以及全社会直接面对，甚至会以尖锐激烈的方式公开面对，而对于必然要公开面对的重大问题，公开讨论之利，远远大于关门讨论、关门决策之弊。"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可以清晰地体味到他急切地通过宪法监督来树立宪法权威的殷忧之情。
6、有人可能会提出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实施宪法监督，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的理解，如果没有立足应有的高度，没有到达应有的深度，是很容易产生党大还是宪法大的疑问的。
但是，如果党自身存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执政能力较低的严重问题，尚需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党实施宪法监督，则可能损害党的威信和执政权威。但是，按照宪法和中央关于制定党内法规的要求，党内法规也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党偶尔犯了错误，甚至出现了个别违宪的情况，也无损于它的领导权威。需要承认，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确没有完全用起来，但是，三十多年来，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并非没有履行过宪法监督的职权。后来，国家很快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宪法被抛到一边去了。四中全会《决定》以如此大的篇幅强调党必须接受宪法监督，已远远超过了宪法的规定，这样大的篇幅在我们党内历史上所有文件包括党的领导人讲话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加强人大监督（很大程度上就是宪法监督）的呼声就很强。我国的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是正确理解军队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实际上，有些人的思想认识还是没有到位，总觉得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存在矛盾冲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学术舆论对政治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看待和应对宪法监督对党的地位和权威带来的影响冲击，是值得全党深长思考的重大问题。文章原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2期。
宪法监督要取得良好效果，需要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总体上达到和超过宪法的要求，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到位。并且，这种监督将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公开。
当然，党的领导方式和法律效力问题，可以由党内法规体系予以规定，实际上，中央有关部门也正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党的这种威信来自哪里？来自它的先进性。理论上，多年前，有学者用了一个称为"良性违宪"的提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在那一时期，党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不是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而是党即使犯了错误，也由于它代表了先进的力量和方向，依然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依然得到人民拥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宪法监督究竟是要监督谁的重大问题。实际上，我们党自身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什么禁区。
"但是，要深刻理解和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并不容易。第四，对党政最高层实施宪法监督，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有的党政机关不适应、不习惯，但是，一旦形成监督的常态化，各方面都会习惯接受的。
四中全会的《决定》在提出依法从严治军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因此，如何在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和政治定力，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长期执政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既科学把握和解释宪法中结社自由的含义，保证广大公民正常的结社自由，顺利推行宪法监督，又能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高度，坚决抵制和击退企图借宪法监督之名，推销和贩卖多党制的各种错误言论、思潮和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接受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暂时留给社会的印象是，党已经不是最权威的机关和组织了。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问题，应当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估计问题，公开讨论问题，全面捕捉社会关切，积极寻求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良策。7、可能会引起关于党大还是宪法大的纷争。四是，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
它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执政的方式和自身的执政能力，总体上需要达到和超过宪法的要求，也基本不存在违宪的情况。宪法监督制度几十年来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关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
学术舆论不懈地呼吁加强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初衷是为了树立宪法权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可能有其他复杂原因。四是，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具体设计。
如果搞宪法监督，党自身就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宪法监督，一个有宪法监督权的机关对于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的违宪行为都有权追究和纠正，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外乎以下两种： 一种是，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出现一落千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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